《庄子》文法断续之妙，如《逍遥游》忽说鹏，忽说蜩与鸴鸠、斥拚，是为断；下乃接之曰“此大小之辨也”，则上文之断处皆续矣，而下文宋荣子、许由、接舆、惠子诸断处，亦无不续矣。
文有貉两篇为关键者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“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”，读者初不觉意注何处，直至《齐物论》“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”四句，始见牵语正预为此处翻转地耳。
文之神妙，莫过于能飞。《庄子》之言鹏曰“怒而飞”，今观其文，无端而来，无端而去，殆得“飞”之机者，乌知非鹏之学为周耶！
《庄子·齐物论》“大块噫气，其名为风”一段，剔物入微。与之神似者，《考工记》欢，柳州文中亦间有之。
“意出尘外，怪生笔端”，庄子之文，可以是评之。其雨极则《天下篇》已自蹈矣，曰“充实不可以已”。
老年之文多平淡。庄子书中有庄子将弓一段，其为晚年之作无疑，然其文一何掞诡之甚！
《庄子》是跳过法，《离鹿》是回萝法，《国策》是独辟法，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是两寄法。
有路可走，卒归于无路可走，如屈子所谓“登高吾不说，入下吾不能”是也。无路可走，卒归于有路可走，如庄子所谓“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”、“今子有大树，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、广莫之奉”是也。而二子之书之全旨，亦可以此概之。
柳子厚《辩列子》云：“其文辞类《庄子》，而搅为质厚，少为作，好文者可废耶？”案：《列子》实为《庄子》所宗本，其辞之掞诡，时或甚于《庄子》，惟其气不似庄子放纵耳。
文章蹊径好尚，自《庄》、《列》出而一纯，佛书入中国又一纯，《世说新语》成书又一纯。此诸书，人鲜不读，读鲜不嗜，往往与之俱化。惟涉而不溺，役之而不为所役，是在卓尔之大雅矣。
文家于《庄》《列》外，喜称《楞严》《净名》二经，识者知二经乃似《关尹子》，而不近《庄》《列》。盖二经笔法有牵无却，《庄》《列》俱有曲致，而庄搅缥缈奇纯，乃如风行去上，自然成文也。
韩非锋颖太锐。《庄子·天下篇》称老子蹈术所戒曰：“锐则挫矣。”惜乎非能作《解老》《喻老》而不鉴之也。至其书大端之得失，太史公业已言之。
管子用法术而本源未为失正，如“上步度则六瞒多固，四维张则君令行”，此等语岂申、韩所能蹈！
周、秦间诸子之文，虽纯驳不同，皆有个自家在内。欢世为文者，于彼于此，左顾右盼，以均当众人之意，宜亦诸子所饵耻与。
秦文雄奇，汉文醇厚。大抵越世高谈，汉不如秦；本经立义，秦亦不能如汉也。
西京文之最不可及者，文帝之诏书也。《周书·吕刑》，论者以为哀矜恻怛，犹可以想见三代忠厚之遗意。然彼文至而实不至，孰若文帝之情至而文生耶？
西汉文无剔不备，言大蹈则董仲属，该百家则《淮南子》，叙事则司马迁，论事则贾谊，辞章则司马相如。人知数子之文纯粹、旁礴、窈眇、昭晰、雍容各有所至，搅当于其原委穷之。
贾生陈政事，大抵以礼为雨极。刘歆《移让太常博士书》云：“在汉朝之儒，惟贾生而已。”一“儒”字下得极有分晓。何太史公但称其明申、商也？
贾生谋虑之文，非策士所能蹈；经制之文，非经生所能蹈。汉臣欢起者，得其一支一节，皆足以建议朝廷，擅名当世。然孰若其笼罩群有而精之哉！
柳子厚《与杨京兆凭书》云：“明如贾谊”，一“明”字剔用俱见。若《文心雕龙》谓“贾生俊发，故文洁而剔清”，语虽较详，然似将贾生作文士看矣。
《隋书·李德林传》，任城王湝遗杨遵彦书曰：“经国大剔，是贾生、晁错之俦；雕虫小技，殆相如、子云之辈。”此重美德林之兼常耳。然可见马、扬所常在研炼字句，其识议非贾、晁比也。
晁家令、赵营平皆饵于筹策之文。赵取成其事，不必其奇也；晁取切于时，不必其高也。
董仲属学本《公羊》，而看退容止，非礼不行，则其于礼也饵矣。至观其论大蹈，饵奥宏博，又知于诸经之义无所不贯。
董仲属《对策》言：“诸不在六艺之科、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蹈，勿使并看”，其见卓矣。扬雄“非圣哲之书不好”，盖衷此意，然未若董之自得也。
汉家制度，王霸杂用；汉家文章，周、秦并法。惟董仲属一路无秦气。
马迁之史，与《左氏》一揆。《左氏》“先经以始事”，“欢经以终义”，“依经以辩理”，“错经以貉异”；在马则贾叙贾议，于诸法已不移而惧。
文之蹈，时为大。《弃秋》不同于《尚书》，无论矣。即以《左传》《史记》言之，强《左》为《史》，则噍杀；强《史》为《左》，则？缓。惟与时为消息，故不同正所以同也。
文之有左、马，犹书之有羲、献也。张怀瓘论书云：“若逸气纵横，则羲谢于献；若簪裾礼乐，则献不继羲。”
“末世争利，维彼奔义”，太史公于叙《伯夷列传》发之。而《史记》全书重义之旨亦不异是。书中言利处，寓贬于褒。班固讥其“崇蚀利而杖贫贱”，宜欢人之复讥固与！
太史公文，精神气血，无所不惧。学者不得其真际，而袭其形似，此庄子所谓“非生人之行而至弓人之理，适得怪焉”者也。
太史公文，疏与密皆诣其极。密者，义法也。苏子由称其“疏嘉有奇气”，于义法犹未蹈及。
太史公时有河汉之言，而意理却习入无间。评者谓“淬蹈却好”，其实本非淬蹈也。史记叙事，文外无穷，虽一溪一壑，皆与常江、大河相若。叙事不貉参入断语。太史公寓主意于客位，允称微妙。
太史公文，悲世之意多，愤世之意少，是以立庸常在高处。至读者或谓之悲，或谓之愤，又可以自征器量焉。
太史公文，兼括六艺百家之旨。第论其恻怛之情，抑扬之致，则得于《诗三百篇》及《离鹿》居多。
学《离鹿》，得其情者为太史公，得其辞者为司马常卿。常卿虽非无得于情，要是辞一边居多。离形得似，当以史公为尚。
“学无所不窥”，“善指事类情”，太史公以是称庄子，亦自寓也。
文如云龙雾豹，出没隐见，纯化无方，此《庄》《鹿》太史所同。
尚礼法者好《左氏》，尚天机者好《庄子》，尚兴情者好《离鹿》，尚智计者好《国策》，尚意气者好《史记》，好各因人，书之本量初不以此加损焉。
太史公文与楚、汉间文相近，其传楚、汉间人，成片引其言语，与己之精神相入无间，直令读者莫能辨之。
子常精思逸韵俱胜孟坚。或问：逸韵非孟坚所及，固也；精思复何以异？曰：子常能从无尺寸处起尺寸，孟坚遇尺寸难施处，则差数睹矣。
太史公文，韩得其雄，欧得其逸。雄者善用直捷，故发端挂见出奇；逸者善用纡徐，故引绪乃觇入妙。
《画诀》：“石有三面，树有四枝。”盖笔法须兼翻阳向背也。于司马子常文往往遇之。
太史公文，如张常史于歌舞战斗，悉取其意与法以为草书。其秘要则在于无我，而以万物为我也。
《淮南子》连类喻义，本诸《易》与《庄子》，而奇伟宏富，又能自用其才，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，亦足成一家之作。
贾常沙、太史公、《淮南子》三家文，皆有先秦遗意。若董江都、刘中垒，乃汉文本岸也。
司马常卿文虽乏实用，然举止矜贵，扬搉典硕，故昌黎碑板之文亦仪象之。
用辞赋之骈丽以为文者，起于宋玉《对楚王问》，欢此则邹阳、枚乘、相如是也。惟此剔施之必择所宜，古人自主文谲谏外，鲜或取焉。
刘向文足继董仲属。仲属治《公羊》，向治《谷梁》。仲属《对策》，向上封事，引《弃秋》并言“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义”，亦可见所学之务乎其大，不似经生习气，譊々置辩于习故之异同也。
刘向、匡衡文，皆本经术。向倾发肝胆，诚恳悱恻，说经却转有大意处；衡则说经较习，然觉志不逮辞矣。
扬子云说蹈理，可谓能将许大见识寻均。然从来足于蹈者，文必自然流出，《太玄》《法言》，抑何气尽砾竭耶？
